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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暨“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海棠花开倍思亲
日期:2018-04-28 来源:民革南京市委 浏览次数:此处显示稿件总访问量 字号:[ ] 视力保护色:

海棠花开倍思亲 

—周恩来与李济深先生的二三事 

讲述人:李筱松  执笔人:程路

 

  恰逢阳春季,海棠花开时。苏东坡曾有诗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表达对“国艳”海棠的喜爱之情。今年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周总理生前喜爱海棠花,不仅在于海棠花就像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无私、大爱情怀一样,花团锦簇、光芒耀眼,还因为海棠花“朵朵群开”,如同他作为党的统一战线开创者、组织者、领导者的伟大品格与大团结大联合作风,对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充满了真挚的情谊与关怀,让人从心眼里感到温暖和感动。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选出常务委员会委员21人。图为常务委员合影。左起:谭平山、周恩来、章伯钧、黄炎培、林伯渠、朱德、马寅初、蔡畅、毛泽东、张奚若、陈叔通、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李立三、蔡廷锴、陈嘉庚、乌兰夫、沈雁冰。

 

  李济深先生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济深先生曾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入学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教练部主任、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孙中山先生曾赞扬李济深先生在黄埔军校的工作:“任潮,军校能够开学,你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黄埔军校筹备、创建与发展的过程中,他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在北伐战争中,他麾下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攻克武昌的战斗中立下卓越功勋,被誉为“铁军”。其中,周恩来安排黄埔军校中的进步学员参加了以叶挺为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将叶挺独立团改编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全面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政府协商,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和红二十八军进行整编,委任叶挺为军长,部队番号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军歌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1933年11月20日,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期间,李济深、陈铭枢曾通过蔡廷锴,派人至闽西前线与红军商谈合作反蒋抗日事宜,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阻扰,未能贯彻下去,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失利,被迫撤离中央苏区等根据地。1940年,抗战爆发后,李济深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期间他积极支持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活动,并营救了很多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后来的越南开国领袖胡志明。 

  1946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统战部前身)部长,负责统战工作。周恩来同志贯彻统战工作路线,始终做到对爱国民主人士坦诚合作,相互尊重,充分协商,互谅互让。包括李济深先生在内的爱国民主人士深感周恩来可信、可亲、可敬,都敬称他为周公,在周恩来伟大人格魅力和革命精神的感召下,自愿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李济深先生当选为主席。1月4日,民革成立了军事小组,协助中共地下党开展对国民党军政高官的策反工作。他曾亲自写信给傅作义、阎锡山、程潜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要求他们相机举行起义,站到人民的一边。1948年底,李济深先生请黄启汉向白崇禧转交了亲笔信,奉劝:“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   

 

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期间,周恩来、郭沫若、邓小平、彭真、李济深(自左至右)在一起研究文件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联合召开新政协会议, 共商建立新中国。 “五一口号”发布后,立即得到民革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特邀在香港的李济深先生和在上海的沈钧儒先生到东北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收到毛泽东主席的来信,李济深先当即就对负责香港地区统战工作的潘汉年表示完全支持和拥护,并开展了一系列响应“五一口号”的活动。5月3日,李济深先生召集在香港的民革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讨论中共“五一口号”。会上,他说:“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意。本党同志应深刻反省,站到民主阵营中来。”获得与会人士一致赞同。5月5日,李济深先生、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等12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向国内外各报馆、团体及全国同胞发表通电,表示完全赞同中共中央的倡议,并指出:“乃读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号召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并盼赐教。”6月25日,民革中央还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表示民革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召开新政协、商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的这一建议,并表示这完全符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亦为本会行动纲领所明白规定”,民革本着“建设一个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的目标,对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等事宜提出了四项政治主张。8月1日,毛泽东电复李济深先生等12位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指出:“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同日,周恩来即电告潘汉年和中共香港分局有关同志,要求他们尽快商请在港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商谈举行新政协会议等工作。作为回应,李济深先生给已抵达解放区的时任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发电,要他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表示:“民革愿意与中共合作,共商国是,并尽早就成立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交换意见”。不久,他又委派时任民革中央常委蔡廷锴、谭平山作为民革首批代表奔赴解放区,把他对以上有关问题的思考和建议带给中共中央。  

  就在李济深先生等民革创始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建立新中国并肩战斗、亲密合作的同时,国民党当局也派出了时任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和有国民党特务背景的民社党革新派人物卢广声,美国政府派出了前国民政府招商局局长蔡增基等登门拜访,威逼利诱李济深先生不要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为了让李济深先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摆脱美蒋特务的纠缠,周恩来委托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何香凝女士去香港,拜访李济深先生了解情况,并特别叮嘱潘汉年等,要求他们为确保李济深先生等北上民主人士的人身安全,一定要租用苏联邮船接送李济深先生等人,一定要在当时苏联红军管制的旅大军港上岸,路上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等。同时,周恩来同志致电大连方面做好有关接应工作,以及与苏联红军驻旅大司令部的交涉与协调工作等。 

  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指导和关怀下,在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有关同志的精心安排下,1948年12月26日,李济深、朱蕴山等民革前辈登上了苏联货船“阿尔丹号”,秘密离开了香港。1949年元旦这天,李济深先生在船上眺望茫茫大海,应茅盾先生所请,即兴赋诗抒怀:“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充分表达了他响应“五一口号”,决心参与建设新中国伟大事业的心声。同日,香港《华商报》发表了李济深先生在离港前写的题为《团结建国》元旦献词。其中,他以喜悦的心情欢呼:“人民革命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人士“都应准备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经过12 天航行,轮船安全抵达大连港。中共东北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李富春、张闻天等中共东北局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前往码头迎接,驻泊的苏军舰船也齐声鸣笛以示欢迎……这让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心中如沐春风,十分感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一次会议在北平(北京)胜利召开。会上,李济深先生高票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又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届、第二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副主席等职务。从此。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大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项报告的决议。左起:李济深、毛泽东、周恩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济深先生一家人从各地抵达北京。当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获悉李济深先生家庭成员有23口人,特意分配了一个三层小楼给他们居住,特别是在生活供给方面,周总理考虑到李济深先生一家人多,加上一些生活困难的老部下要靠李济深先生接济等因素,周总理一方面指示各级中共统战部门要悉心关照和帮助爱国民主人士解决实际生活困难,另一方面,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将李济深先生的月薪调整为500元,高于周总理的月薪。毛主席还特批到,如果李济深先生一家人生活仍有困难,除了500元月薪,每月还可再领500元的生活补助。李济深先生得知此事后,心中十分感激。而作为挚友,李济深先生对周恩来也十分敬重,并以周总理为榜样,对孩子教育十分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努力多学科学技术,多为国家做贡献。李济深先生去世后,家属全部搬出了国家分配的房子,在外面另找住房,坦言自食其力,不给国家增加负担。 

  1957年,国内掀起了反右运动,很多民主人士都受到了牵连。在危难之际,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出面,力保李济深先生等民主人士。1959年,李济深先生因病去世后,周总理依然对李济深先生的家人给予了悉心的关怀和照料,特别是“文革”开始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拟定了一份民主人士的保护名单,及时将他们和家人保护起来,免受运动冲击。而且,周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没有忘记这些民主人士朋友们。1975年5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的请示》上做出批示:“此类参观人员……似仍应分别约他们座谈一次,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不要通知一下了事。” 12月20日,周总理不顾高烧三十九度,依然召集有关部门的领导询问一些民革代表人士和在台湾的爱国人士近况,嘱咐他们不要忘记任何对人民做过有益事业的朋友。但令人痛心的是,仅过了18天,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就与我们永别了! 

  如今,每当我们再进西花厅,看到那一株株娇艳盛开的海棠花,心中不由地想起邓颖超同志为缅怀敬爱的周总理而以心血书写的《海棠花祭》……海棠依旧、大鸾翔宇!周恩来,这个光荣的、不朽的,令人倍感温暖亲切的名字,将永存于天地之间,永存于我们的心中! 

 

执笔人与李济深先生之女李筱松女士(前左)、黄维将军之女黄慧南女士(前右)在北京合影

 

  (讲述人系李济深先生之女,执笔人系民革南京市委机关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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